[5]成文法与判例首尾相接、循环往复、未有穷期。

卢曼强调过：《生态沟通》关心的是去理清社会如何对环境问题作出反应，而不是社会应该如何对这个问题作出反应、或必须如何对这个问题作出反应以改善它与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说，卢曼研究结论的一般适用性，并不会妨碍我们考虑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

法官在做出裁判时，考虑某一特定信息的方式、对该信息意义的理解，也与法律系统之外的主体（如经济系统中的商人），对该信息的考虑方式和理解是不一样的。任何尝试解决生态风险的方案，无视这种现实状况的话，就冒着失败的风险。另一方面，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关联的选择性，对于保持系统相对于环境的独立性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卢曼以社会学中的黑格尔而闻名于世，其理论体系庞大内容艰深，使读者常有望洋兴叹不知从何着手之感。在环境意识高涨的今天，公众往往对法律系统面对生态风险时的迟缓和不足的反应多有抱怨。

[37]因为，如前所述，在卢曼看来，法律系统的同一性在于以条件程式应用合法/不合法符码，而引入新的符码值和新的程式显然会破坏这种同一性。这样，社会系统就会丧失通过法律子系统自主运作而获得的那部分对环境的开放性，完全有可能使社会系统对环境问题变得比拥有自主法律子系统时更不敏感。无论如何，只有在为了保护生命而确定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可有意使用致命火器（第9条）。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人民警察依照前款规定使用武器，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武器。虽然《立法法》并没有明确列出剥夺公民生命权利的强制措施是否属于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但剥夺公民生命权利的强制措施比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程度上更重，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警察使用武器剥夺公民生命权利的强制措施只能制定法律是理所当然的。由此可见，仅就立法权限而言，目前我国事关剥夺生命权的警察使用武器的内容主要由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来规定，是不符合宪法的精神和《立法法》的规定的，必须尽快予以改进。

法官面对如此众多且内涵又不清晰的弹性条款，难以把握杀与不杀的界限，在适用上普遍感到困惑和茫然，常常因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而发生争议，导致死刑适用上的任意性或随意性，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在处理上往往不一致，有的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有的判处了死刑缓期执行，有的判处了无期徒刑，有的甚至判处了有期徒刑，确实有违死刑适用的统一性、严肃性和公平公正原则。（七）国家规定的警卫、守卫、警戒的对象和目标受到暴力袭击、破坏或者有受到暴力袭击、破坏的紧迫危险的。

[8] 对于那些闲置不用的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修改刑法予以废除，同时对那些保留下来的死刑罪名的适用标准作出较详细的规定，至少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警察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使用武器：（一）发现实施犯罪的人为怀孕妇女、儿童的，但是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实施暴力犯罪的除外。第二款 在下列法律允许的情形下使用武器造成死亡是正当合理的，不视为违反第一款的剥夺生命：（１）为保护任何个人免受暴力侵害或为保护财产。目前我国生命权限制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限制标准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规定的层次不高。

③ 正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华杰所指出的，我国刑法有关量刑尤其适用死刑的弹性条款可分为7类：情节严重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节恶劣的、情节特别恶劣的、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造成严重后果的、后果严重的，等等。明确生命权的限制标准在当今中国具十分重要的意义，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明确生命权的限制标准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生命权虽然我国现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但我国《民法通则》已经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而且众所周知，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可以说生命权是第一人权，我们完全可以从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有关条款中解释出生命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北美洲的墨西哥、牙买加、巴巴多斯、格林纳达、巴哈马、多米尼克、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安提瓜和巴布达、伯利亚、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⑥ 我国可以将适用死刑的罪行极其严重的罪行界定为故意侵害生命或其他极端严重的暴力犯罪。

（2）除了在发生外敌入侵时消灭敌方士兵，执行法院判决，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之外，每个人的生命权都是不可侵犯的。大洋洲的萨摩亚、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图瓦卢，等等。

（三）罪犯持有凶器或者其他危险物，正在行凶或者破坏，危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我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此我们可以并应当借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和相关解释，来界定何为适用死刑的罪行极其严重。

明确生命权的限制标准在当今中国具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和维护法制的统一。（３）为镇压骚乱、暴动或叛乱，或者驱散非法聚集。[6]三、完善我国生命权限制标准的建议（一）在宪法上对生命权的限制标准作原则性的规定基于生命权的重要，世界各国对生命权的限制都相当慎重，许多国家都在宪法上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的同时往往对生命权的限制标准作出原则性规定。警察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使用武器，通常会剥夺生命，造成人员死亡。南美洲的圭亚那、巴西、秘鲁。（五）在疏导道路交通和查处交通违章时。

（十）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② 而且，刑法分则在众多罪名中规定处死刑或可以判处死刑时，也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弹性较大。

该国应当告知欧洲理事会秘书长该法律的有关规定。该文件还就对非法集会使用武力为火器以及对被拘禁或扣押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等情形作了详细规定。

欧洲的马耳他、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白俄罗斯。（六）与他人发生个人纠纷时。

⑤ 据笔者统计，世界上至少有50个国家在宪法上规定死刑或使用武器等剥夺生命权的原则性标准，它们是亚洲的塞浦路斯、土耳其、菲律宾、蒙古、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0条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① 目前我国尚未废除死刑，而且死刑罪名及判决和执行死刑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当然，这不是说明我国没有一点有关生命权限制标准的规定，应该说目前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中还是有一些关于生命权限制标准的内容规定，只是没有使用相关概念，尽管这些规定不够具体、明确。

（c）为镇压暴乱或叛乱而合法采取的行动。（二）在法律上对生命权的限制标准作详细的规定，并且应当以限制国家机关剥夺生命权为立法原则在死刑方面，我们应当通过修改刑法或解释刑法的方式，对刑法第48条关于适用死刑的罪行极其严重作出明确和严格的界定，以适应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尽可能减少国家对生命权的剥夺。

显然，研究生命权的限制标准对生命权的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通过的《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更加详细地规定：执法人员在执勤时应尽可能采用非暴力手段，最后不得已方求诸使用武力或火器。

[4] 显然，明确生命权的限制标准，特别是警察使用武器的标准，可以规范警察对武器的使用，防止武器的滥用，进而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

关于死刑是否侵犯生命权，在国内外均有争论。（十三）实施放火、决水、爆炸、凶杀、抢劫或者其他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后拒捕、逃跑的。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调查，在司法实践中，一个省市每年实际适用的死刑罪名一般不超过15个，有的还不超过10个，杀人、抢劫、强奸、盗窃、伤害、放火、爆炸、拐卖人口、贩卖毒品等几种罪名的死刑适用量，占到了全部死刑适用量的90%以上。1994年《监狱法》对使用武器的情形规定得详细一些，其第46条第1款规定：人民警察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执勤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使用武器不能制止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一）罪犯聚众骚乱、暴乱的。

摘要: 在很大程度上，生命权的保障取决于生命权的限制是否适当并是否有基本的标准。（c）确保任何受伤或有关人员尽早得到援助和医护。

又如，1979年津巴布韦宪法第12条（生命权的保护）规定：第一款 除了执行法院对业已证明的犯罪行为所作的判决之外，任何人不得被有意剥夺生命。（２）为执行合法的逮捕或为制止被依法拘留的人逃跑。

参见张远煌著：《中国非暴力犯罪死刑限制与废止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75页。（d）确保尽快通知受伤或有关人员的亲属或好友（第5条）、执法人员不得对他人使用火器，除非为了自卫或保卫他人免遭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伤威胁，为了防止给生命带来严重威胁的特别重大犯罪，为了逮捕构成此类危险并抵抗当局的人或为了防止该人逃跑，并且只有在采用其他非极端手段不足以达到上述目标时才可使用火器。